王世贞（1526年－1590年）字元美，号凤洲，又号弇州山人，汉族，太仓（今江苏太仓）人，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。“后七子”领袖之一。官刑部主事，累官刑部尚书，移疾归，卒赠太子少保。好为古诗文，始于李攀龙主文盟，攀龙死，独主文坛二十年。有《弇山堂别集》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、《觚不觚录》、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。

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“后七子”首领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，认为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，在当时有一定影响。家藏书甚富。自称平生所购《周易》、《礼经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唐书》之类，过3000余卷，均为宋本精椠。家有别墅“弇州园”，于园后建“小酉馆”，贮书达3万余卷。另将经学之书专藏于“藏经楼”中。对宋椠元刊之书，作“尔雅楼”贮之，又于“九友斋”中，藏宋本两汉书，为斋中第一宝。此书后归于“天禄琳琅”。与唐顺之结为莫逆之交，二人皆以文学、藏书而知名。他以诗文名于世，与李攀龙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并称后七子。攀龙殁，独领文坛二十年，声华意气笼盖海内，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。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，他提出文必西汉，诗必盛唐。其诗歌取材赡博，纵心触象，都能化为诗料，形诸歌咏。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，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。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，甚见诗人才思，如《将军行》铺叙丰腴，中带古劲，纵横开阖，很有气势。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，又能注意错综变化，迥旋自然，有相当功力。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，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，能够意到调成，自然宛转。如“新传牌子赐昭容，第一仙班雨露浓。袋里相公书疏在，莫教香汗湿泥封”（《西城宫词》之二），在舒缓的调子里，暗藏讽刺，弥有风趣。王世贞亦能词，如〔浣溪沙〕“窗外闲丝自在游”在抒写清愁淡怨时，善于借助景物渲染，烘托其凄凉情绪。又如〔忆江南〕“歌起处”以“斜日半江红，柔绿篙添梅子雨”，勾勒江南景色，颇能传神。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，内容狭窄，题材单调。王世贞晚年深有所悟，于唐好白居易，于宋好苏轼，诗文以恬淡为宗。又好史学，以史才自许。自弱冠登朝，即好访朝家故典，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，著述甚丰。既是文人，也是学者。学问渊博，文章不拘一格，虽摹秦仿汉，依旧自有特色，具有“博综典籍，谙习掌故”之特点，如《题海天落照图后》。

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一百七十四卷、《弇州山人续稿》二百零七卷和《艺苑卮言》十二卷；史学方面有《弇山堂别集》一百卷，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、秘录等汇为《弇州史料》，前集三十卷，后集七十卷，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、人物传记、边疆史地、奇事佚闻等，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。

王世贞与李攀龙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吴国伦、徐中行等相唱和，继承并倡导“前七子”复古理论，史称“后七子”。其始，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。李死后，又为文坛领袖20年，“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门下。片言褒赏，声价骤起”（《明史·王世贞传》）。有所谓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五子”、“广五子”、“续五子”、“末五子”等等名目，可见其影响甚大。

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《艺苑卮言》里。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，仍然主张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。但其学问淹博，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，故时露卓见。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，但也认识到：“才生思，思生调，调生格；思即才之用，调即思之境，格即调之界。”(《艺苑卮言》卷一)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，看到了才思生格调、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，实为李梦阳、李攀龙所未发。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，但他特别注意“捃拾宜博”，强调“渐渍汪洋”，最终要求“一师心匠”。并且认为，唯有这样，创作方法才能“由工入微，不犯痕迹”，达到“气从意畅、神与境合”的地步。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。到了晚年，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。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《艺苑卮言》，并悟出“代不能废人，人不能废篇，篇不能废句”（《守诗选序》）的道理，有取于宋元之诗，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”（《归太仆赞》）。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，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，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。

从王世贞《乐府变》的序言来看，他主张创作要继承《国风》批判现实精神，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，批评时事，以成一代“信史",实属难能可贵。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，现实感较为强烈。《钧州变》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，《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》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，造成“不复问诏书，但取相公旨”的局面之后，谴责了他们“负国”的累累罪行，义正辞严，气势磅礴。《太保歌》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“一言忤太保，中堂生荆棘”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，妻子尽逐故郡，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,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，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。如《正德宫词》之四，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；又如《西城宫词》之六，对听信道士胡言，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。此外，王世贞的咏史诗，通过对“固始祠中”的许忠节公犹有“父老椎牲考钟鼓”的赞叹，通过对“丈夫变名难变心，此心在宋不在身”的文天祥的崇敬，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。

王叔承(1537—1601) 明诗人。初名光允，字叔承，晚更名灵岳，字子幻，自号昆仑承山人，吴江人。喜游学，纵游齐、鲁、燕、赵，又入闽赴楚。在邺下，郑若庸荐之赵康王。叔承以其无礼贤下士之实意，赋诗离去。又客大学士李春芳家，嗜酒。春芳有所纂述，常醉卧弗应，久之乃请其归。太仓王锡爵是其布衣之交，对三王并封之议，遗书数千言规劝之，锡爵为此叹服不已。其诗为王世贞兄弟所推崇。曾纵观西苑园内之胜，作汉宫曲数十阕，流传于禁中。著作有《潇湘编》、《吴越游集》、《宫词》、《壮游编》、《蟭螟寄杂录》、《后吴越编》、《荔子编》、《岳色编》、《芙蓉阁遗稿》等。

吴承恩(约1500―约1582)，明朝文学家。字汝忠，号射阳山人。山阳(今江苏淮安)人。家庭贫寒。自幼喜爱野言稗史。博览群书。他根据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、杂剧，写成著名长篇小说《西游记》。

吴静婉信息不详。

夏完淳（1631-1647），明末抗清人士，著名诗人。原名复，字存古，松江人。他十五岁追随父亲抗清，1647年被俘，死时16岁。

杨慎（1488-1559）明代著名文学家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今四川新繁人。官至翰林修撰，后谪云南永昌，死于当地。

于谦（1398-1457），字延益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。是明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

袁宏道，字中郎，明代著名文学家，湖北公安人。与兄宗道、弟中道并称「三袁」，开创了文学创作中的「公安派」。

袁凯，生卒年不详，字景文，号海叟，明初诗人，以《白燕》一诗负盛名，人称袁白燕。松江华亭（今上海市松江县）人，洪武三年（1730）任监察御史，后因事为朱元璋所不满，伪装疯癫，以病免职回家。著有《海叟集》4卷。

张纲孙（1619-？）一名丹，字祖望，号秦亭，钱塘人。「西泠十子」之一。

张红桥，明初才女，约活动于明太祖洪武（1368～1398）年间，闽县（今属福建）人，居红桥，因以自号。聪明能诗，后为福清膳部员外郎林鸿妾。鸿游金陵，张感念成疾卒。

张煌言（1620-1664），明末文学家，字玄著，号苍水，宁波人，1659年与郑成功合兵包围南京，不果，后因郑兵败而退于浙东一带，不久被俘身亡。

张灵，生卒年不详。生于成化，约卒于正德初，年四十左右。字梦晋，吴郡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家贫，与唐寅为邻，两人志趣相投，茂才相埒。又同为府学生员，故交谊最深。画作受唐寅影响极大。工诗文，祝允明弟子。少与祝允明、唐寅、文徵明齐名，并称“吴中四子”，性落拓嗜酒，好交游，醉即使酒作狂。所画人物冠服玄古，形色清真，无卑庸之气。间作山水，笔生墨劲，斩然绝尘。并善竹石、花鸟，清新可喜，书法亦佳。

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尝为唐寅作《荷池消夏图》图录于《艺林月刊》八十四期。传世作品有《招仙图》卷、弘治十四年（1501）作《秋林高士图》轴（有文徵明楷书题跋）现藏故宫博物院；《渔乐图》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；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作《织女图》轴藏上海博物馆。其生平按《吴越所见书画录》载：“梦晋与唐六如、祝希哲同时友善，画更高于六如，死亦更早。”言张灵死在唐寅（1470—1523）之前。徐祯卿《新倩籍》中有记张灵诗文（略），极尽悲悼哀悯之情。按徐祯卿卒于1511年，时唐寅四十二岁，而张灵必卒于徐之前，由此推知张灵生于成化，约卒于正德初，年四十左右。

郑成功（1624-1662），本名森，字大木，福建南安人。公元1646年反对父亲降清而抗清，1661年兵败撤至台湾，他死后，其子孙延续二十年左右为清消灭，祖国统一。

朱元璋（1328～1398）中国明代开国皇帝。明太祖。祖籍为江苏沛县，祖、父后定居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。朱元璋幼名重八，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，字国瑞。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。17岁时，因父、母、兄皆死于瘟疫而孤，不得已入皇觉寺为僧。不久以行童游食于淮西一带。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，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。次年朱元璋投奔起义军郭子兴部。他以智勇过人，得为子兴心腹，并娶其养女马氏为妻。后继郭子兴而成为义军首领，在家乡一带逐步扩充队伍，随后克滁州、援六合、下和州，势力渐增。至正十五年，他依托小明王韩林儿。不久，朱元璋率军断缆渡江，取采石（今安徽马鞍山西南）、下太平（今安徽当涂），并于次年攻占集庆（今江苏南京），改名应天。此后，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，相继攻取常州、江阴、常熟、徽州(今安徽歙县)、扬州等地；并接受徽州老儒朱升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的建议，在应天屯田，兴修水利，恢复农业生产。朱元璋消灭东南的孤立元军后，即开始与元末各割据势力展开较量。二十三年他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，友谅败死。二十四年，自立为吴王，建置百官。二十七年俘张士诚。二十六年底，他又遣使迎小明王于滁州，中路沉之于江，农民起义军政权灭亡。于是朱元璋改明年为吴元年（1367）。此后，他在南征浙东方国珍、福建陈友定的同时，派出大军北伐中原，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。文告提出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立纲陈纪，救济斯民的纲领，对北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颇具号召力。在南征北伐的顺利进军中，朱元璋于吴二年正月在应天称帝，国号大明，建元洪武。七月，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大都，元顺帝携后妃、太子仓皇出逃上都，统治中国98年的元代灭亡。此后，统一战役仍在继续，同年，汤和率领的南征军灭方国珍、陈友定，福建、两广尽入版图。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四川平定。十四年平云南。至二十年，山西、陕西以及东北平定，全国统一。朱元璋削平群雄，统一南北的同时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着手稳固新建王朝的统治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，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和发展。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，政归六部，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。改御史台为都察院，与大理寺、刑部合称三法司。在地方废行中书省，设立承宣布政使司，又设提刑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，合称都、布、按三司，各自直属中央。又创立了卫所制。为削弱将领的军权，于洪武十三年设五军都督府。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经济政策，采取奖励垦荒，实行民屯、军屯、商屯等屯田制度，兴修水利，在全国推广桑、麻、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，成功地使明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他还下令清丈土地，编制赋役黄册、鱼鳞图册，建立里甲及粮长制，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。他的限制和打击旧豪族地主、规定工匠轮班制、放松对手工业者的人身控制等政策，对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。为充实官僚机构，朱元璋采取荐举、学校、科举三途并用的办法选取官吏。他鉴于元代官吏贪污腐败以至亡国的教训，决意整顿吏治。甚至以剥皮囊草来惩办贪官污吏，办法之严酷为历史上所罕见。他的厉行整顿虽有一定效果，但因其性格猜忌多疑，也滥杀了不少无辜。为强化皇权，解决统治阶极内部矛盾，朱元璋借胡惟庸案、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；为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，他制订了《明律》和《大诰》，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。明初，朱元璋还实行分封制，将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，以巩固统治。由于北元回归大漠后保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，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，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塞王兵力尤为雄厚，洪武后期，这些塞王已掌握边防军事指挥权，防止了军权旁落。但他的第四子朱棣（明成祖）后来却因此夺得他的继承者建文帝的皇位（靖难之役）。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影响深远，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，并奠定了明朝200多年的统治基础。但他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发展到空前程度，以及由此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，也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转入后期的历史特色。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）闰五月卒，葬南京孝陵。